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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是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在各項制度上借鑒、繼承了以前各朝代的各種制度，如貨幣制度。清朝的貨幣制度與明朝的幣制非常相像，一些名稱、機構和具體措施略有改動，沒有產生實質性的變化；晚清與外國的貿易、金融往來增多，使中國的各種制度，包括貨幣制度發生巨大變化，金融機構呈現出與以前不同的情形。

相對于現代的貨幣制度，清朝的幣制顯得很復雜，其幣材以銀、銅為主，流通中的貨幣有銀兩、銅錢、外國銀元，且形制、名稱各異，清后期洋務運動時曾有機制制錢，發行過銅元、銀元，直到民國時仍在使用。鑄錢通常以合金鑄成，如銅、鉛、錫等，銀兩有重量和成色之分，銀的單位主要是兩，后來鑄造的銀元以元為主，銅錢的單位為“文、串、卯”，通常1串為1000文，1卯為12280串，各地還有些不同換算方式，實際流通中白銀和銅錢大體分別承擔了主幣和輔幣的作用。

白銀是對外貿易中經常使用的貨幣，清朝廷曾鑄銀錢，史載“乾隆五十八年開鑄新銀幣，分一錢五分、一錢和五分三種”，銀幣的名稱有“乾隆寶藏”、“漳州軍餉”、“軍餉”等。清初時對外貿易順差使大量白銀流入中國，中國人稱外國的銀元為“洋錢”，沿海地區流通的洋錢有馬錢、花邊錢、十字錢等等，十八世紀后英國向中國大量銷售鴉片，致使中國白銀大量外流，鴉片戰爭前10年間，中國對印度的白銀出超達3000余萬兩，清朝后期白銀外流加之戰爭賠款，使清政府財力大為損耗，出現“銀貴錢賤”的局面，貨幣制度更形混亂。

明清混亂的貨幣制度

清朝的貨幣制度，從一開始就是對明朝貨幣制度的有樣學版，以銀兩與銅錢為主，大額交易用銀兩，小額交易用銅錢。但同樣，在沿襲了明朝中后期的貨幣制度的同時，對其缺點也是全盤接收，甚至缺點被進一步放大。

終滿清一朝，實際流通的銀兩成色不一、名目繁多，含銀量、形狀規制等數據各不相同。銀兩雖然作為法定貨幣的地位已經確立，但是由于一直沒有統一的成色標準，虛銀、實銀標準更有不同，異常混亂。

從明英宗“弛用銀之禁”到“一條鞭法”在全國確立白銀的貨幣地位，再到整個清朝長達三四百年的統治時間里，白銀從來沒有演變為近現代貨幣制度意義上的鑄幣本位制形式，一直都是極為原始的稱量單位，幾百年的發展并沒有什么顯著的進步。

中央集權皇朝統治下的明清兩朝，由于過于強調穩定的政治體系，必然缺乏主動應對弊端的勇氣與改革的動力。這也是導致明清兩朝在外部白銀大量流入的環境下并沒有建立起類似西方近代國家那種貴金屬本位貨幣制度的根本原因。

除了白銀幣制混亂之外，明清兩朝雖然實行“銀兩為主、銅錢為輔”的貨幣體系，但是銀兩與銅錢之間的關系并不完全具備貨幣本位制度中那種明確的主輔幣特征，不僅僅是同一地區的不同時期銀錢比價波動很大，即使是同一時期不同地區的銀錢比價也是迥異不同的。

明、清兩朝作為中國古代王朝集權與專制統治的巔峰，官僚群體形成了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在這種情況下擁有比之前的歷代王朝更龐大、更復雜的官僚隊伍，所以明、清兩朝在貨幣制度的調整與革新方面的反應比前朝更加遲鈍、緩慢。

明代就有學者開始反思中國幣制混亂的現象，混亂無序的貨幣制度在歷經明、清兩朝數百年的時光后，終于在20世紀初葉壽終正寢，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貿易順差：中國喪失貨幣主權

由于清朝白銀幣制的混亂，并不被包括英、法在內的西方主要國家所認可。這也是第一次鴉片戰爭所簽訂的《南京條約》中，英國人為何明確要求清政府不得使用白銀支付賠款的原因。最終清政府不得不采用印有西班牙國王頭像的墨西哥銀元作為償付貨幣，貨幣制度的混亂為中國的海外貿易方面造成了非常不必要的麻煩。

外國銀元在中國的流行可說是由來已久，最早從明代就已經開始。從1550年代（明嘉靖年間）中歐海路開通，直到1800年代（清嘉慶年間），中國保持了長達兩個半世紀的貿易順差，也正是因為如此，當時的明帝國才被稱之為“白銀帝國”，洶涌而來的美洲白銀讓明清帝國擺脫了通貨緊縮的困境。

流通的外國銀元

銀元之所以在明代開始逐漸得到中國社會的認可，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輸入中國的外國銀元幣形統一、不用稱量、成色穩定、很難偽造，也因此被當時備受幣制混亂所困擾的中國商人們的熱捧，也正是隨著外幣流入，中國開始有了新的貨幣單位“圓、角、分”，“圓”指的就是銀元。

由于本土沒有統一規格標準的銀兩，民間在交易過程中極為不便利，故而轉用了使用與計算都更為方便的外國銀元。外國銀元作為一種易流通的標準化貨幣自然而然地取代了計算繁復、不易流通的銀兩。但是對此，清政府卻是反應極為滯后。貨幣主權的喪失并沒有得到清政府的重視。等到了道光年間，民間對外國銀元的使用已經非常普遍，朝廷無法禁止，迫于無奈只得承認外國銀元流通的合法性。

等到清朝滅亡的前兩年，也就是1910年，當時在中國流通的外國銀元總數已經高達1.1億枚，在中國當時的貨幣流通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停滯的帝國

如前文所述，在鴉片戰爭開始前相當漫長的時間里，中國保持了長期的貿易順差，世界各地生產的白銀大量流入中國，但是隨著19世紀初世界范圍內爆發的白銀緊缺危機，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貿易關系也處于不斷地調整過程中。（隨著日本等地出產的生絲、印度等地出產的茶葉開始在國際市場上部分取代中國生產的生絲、茶葉的地位，導致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方國家對中國生絲、茶葉的需求減少；加之在嘉慶后期、道光、咸豐年間，鴉片輸入量卻在迅速增長）。

出口量收緊、進口量卻在增加意味著白銀外流，持續時間長達數十年的白銀外流，造成了清帝國境內普遍存在的銀荒現象。

白銀緊縮對于大多數家庭而言，足以造成非常大的困擾，在統一以銀兩交付的賦稅體系下，作為國家賦役主要承擔者的農民群體，在白銀外流愈演愈烈的情況下，境況更為艱苦。因為主要持有銅錢以及實物（農、漁、牧業產品）的農民，需要付出更多的實物和銅錢來兌換等量的銀兩來繳納賦役，這就造成了一種十分尷尬的情況，就是國家名義上并未增加賦役，但實質上民眾的稅負壓力卻是呈直線型上升的狀態。

當時的西方各國在工業革命大潮的洗禮下，社會生產力快速發展，帶來了國家經濟總量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快速上漲。但是晚清的中國仍然保持著生產力極度低下的小農自然經濟形態。這一形態下的中國長期保持著經濟低水平的發展，無論是人均收入的不升反降，還是經濟形態的停滯不前，都標志著中國開始大幅落后于同時代的西方國家。

中國在近代的衰敗并不是偶然性的歷史事件。中國大歷史周期中的明清帝國時期的的確確稱得上是一個停滯的時期，以貨幣制度而言，相較于宋元，已經大幅倒退的明清貨幣制度只是明清社會經濟發展停滯的一個縮影。明清兩代君權的進一步加強、對社會專制管制的進一步深化扼殺了近代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可能性，本質上來講，近代中國社會的種種問題很大程度上來自于整體性的制度危機，這才造成了當時的中國社會在面臨近代化風潮時進退失據、力不從心。

制錢轉向銀元的變革：中國貨幣體系逐漸與世界接軌

以銀兩、銅錢作為主要形態的明清貨幣體系在清代中晚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在晚清貨幣體系瀕臨崩潰的危險中，事實上也蘊含著變革的重大機遇，在外國貨幣的沖擊下，嚴重落后于時代的中國貨幣體系終于開始與世界接軌，外國銀元在中國的流行直接倒逼中國主動改革本國的貨幣制度，諸如龍洋、袁大頭等本國自制銀元開始出現，而國內采用機器鑄造的自制銀元在金屬成色、外觀形狀等等方面并不遜色于外國銀元。

在銀兩逐漸被外幣以及自制銀元取代的同時，在中國流行兩千余年的制錢制度也走到了盡頭，除了清朝政府從咸豐年間開始鑄行虛值大錢敗壞了制錢的信用和形象外，諸如香港等地引入的輔幣制度也給了走到盡頭的制錢制度以最后一擊，港英當局發行的“銅仙”為機器鑄制、形狀與銀元相似，與采用傳統手工業范鑄工藝的圓形方孔銅錢相比，不僅外形更加精美，也更加耐用，制造成本卻又低于范鑄工藝制造的銅錢。更為重要的是，“銅仙”從面值上來講，相當于“壹圓”銀元的百分之一，由于其外形精美、堅固耐用、很難被仿制，得到了民間的認可與歡迎。

“銅仙”的種種優點，對于當時面臨嚴重財政困難的清政府而言，吸引力是相當大的。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已有十七省先后開始鑄造銅元。各省鑄制的銅元雖然省名、花紋各不相同，但正面都有“光緒通寶”四字，成色重量都與香港“銅仙”十分接近。清政府為統一各地鑄造銅元的標準，下令各省鑄制的銅元采用相同的形狀規制，銅元正面有“大清銅幣”四字。

按照梁啟超在《各省濫鑄銅元小史》中的估計，僅光緒三十年到光緒三十四年（1904年~1908年），各省鑄造銅元數量就高達120億枚。作為小額輔助支付手段，銅元的發行數量已是非常可觀，短短十年左右時間，銅元已經在絕對多數場合取代了傳統制錢的輔助支付手段地位。

而從光緒三十年（1904年）開始，由于銅元發行量的失控，為避免民間通過銀、錢兌換比例套利，新制造的銅元不再銘刻“每百個換壹圓”的銘文，而改為“每枚當制錢十文”。這意味著什么呢？銅元與銀元按照固定比例的兌換關系從此脫鉤，而是改為與制錢按照固定比例的兌換關系進行掛鉤。銅元從作為銀元的輔幣，變成具有相對獨立性的銅幣。這對于長期面臨白銀外流的晚清社會而言，無疑是一個有利的變革。銅與銀的兌換比價可以根據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進行動態的調整，不再拘泥于過去無法因應經濟變化的固定兌換比例。

對銀兩制度的挑戰：“磅虧”帶來的巨大損失

晚清時期，由制錢轉向銀元的變革，從某種程度上而言，算是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作為主要交易貨幣的白銀制度，雖然面臨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但始終并無根本性、革命性的變革舉措。除卻前文列舉到的使用銀兩帶來的種種不便之外，對銀兩制度存續機制更大的挑戰實質上是“磅虧”。

“磅虧”實際上指的是1935年法幣改革前，對國外支付貨價、外債和賠款時因金本位貨幣英鎊匯價上漲所造成的損失。

當時世界各主要國家均不約而同地采用了金本位的貨幣制度，而作為當時世界霸主的英國，其貨幣英鎊成為實際的國際貿易結算貨幣。由于世界主要國家普遍采用金本位的貨幣制度，導致世界范圍內普遍出現了金貴銀賤的趨勢。銀本位的中國在與世界各國進行國際貿易以及金融結算時，主要的貨幣結算單位是英鎊，而英鎊是以黃金計價，在當時金貴銀賤的趨勢下，作為銀本位國家的中國在對外貿易中經常會面臨嚴重的匯率損失。

1901~1902年，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倫敦市場，銀價持續暴跌超過23%，這就導致僅“庚子賠款”一項造成的“磅虧”每年就達到200多萬海關兩白銀，給清政府財政帶來如此嚴重虧空的“磅虧”讓清政府不得不開始正視是否應當進行貨幣制度的根本性變革來改善這一不利局面。

由“磅虧”（匯率損失）帶來的白銀虛耗和財政赤字危機，讓幣制改革成為晚清朝野面臨的重大問題之一。

幣制改革的巨大阻力：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

從1903年（光緒二十八年），清朝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提出《中國銀價確定金價論》一文，主張實行金匯兌本位制，雖然清政府朝野也有有識之士主張改鑄銀幣，但最終這些幣制改革方案仍然都是無疾而終。這是為何？雖然某種程度上是因為西方各國的利益點不同，導致各國對清朝幣制改革方案的態度不盡相同。但阻礙晚清貨幣制度改革的最大阻力還是來自于內部，諸如張之洞等等一眾實權地方督撫對改鑄銀幣、貨幣單位從“兩”改“圓”的反對態度最為激烈。可笑的是，近代中國第一種機器鑄制銀幣——“龍洋”，卻是張之洞在擔任兩廣總督（1884年~1889年任職）時，在廣東銀元局首先開始的試鑄銀幣，作為率先開啟自鑄銀幣風潮的晚清洋務派官員代表，卻成了晚清貨幣制度改革反對力量的最大代表，這還真是歷史的莫大諷刺。最后，清廷于公元1905年宣布，繼續維持以銀兩為單位的貨幣制度，但也并沒有將各省的鑄幣權收歸中央，仍然各行其是。

在當時晚清貨幣制度改革爭議中，出現了一種非常奇異的畫面。當時清廷朝野上下普遍對現代化貨幣制度的認知極為缺乏、完全不知道貨幣單位的重要性，但朝廷官員、民間人士又都不屑于對西方的現代化貨幣制度進行具體研究。

在當時，對于精琦、赫德等人提出的幣制改革方案，除了時任戶部尚書趙爾巽等極少數官員外，大多數官員甚至還沒能完全理解精琦、赫德等人提出的方案，就已經開始附和張之洞等地方督撫們的反對意見了。不得不講，權力帶來的誘惑是巨大的，一眾地方實力派官僚的帶頭反對，使得大多數墻頭草一般的官僚們選擇了隨聲附和，而不是擁護更具可行性、更具現實性的改革方案。

張之洞反對貨幣制度改革的根本原因在于當時出現了貨幣發行地方化的歷史現象。鑄幣權收歸中央、統一規制為核心內容的幣制改革方案必然會傷害地方督撫們的利益。這也是為什么一眾以改革者自居的洋務派地方官員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抵制清政府推進幣制改革的根本原因。

對晚清貨幣制度改革一直十分關注、并主張采用金本位制的梁啟超對張之洞反對幣制改革的抨擊言辭也十分激烈，直接稱之為不專業的門外漢。等到1909年，反對幣制改革的張之洞等人先后去世后，清政府統一幣制、收回鑄幣權的努力才終于得以實現。

1910年（宣統二年）4月，清政府正式頒布《幣制則例》，正式確立銀本位制度，規定國幣單位為“圓”，以重庫平銀七錢二分、成色900‰的銀元為主幣。

但是，步履蹣跚的泥足巨人——滿清已經追趕不上歷史車輪的行進步伐了。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統治中國長達267年的清朝退出了歷史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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